雲南茶文化初探
有待考證，好在這“南夷之地”日照充足，紫外線強烈，最原始有效的辦法也就是“曬”了，這樣帶有明顯地域文化特征的茶，難免又黑又粗。就茶本身來說，和飲食文化一樣，總免不了帶有明顯的地域（文化）烙印，這也無可非議，問題就出在，在以綠茶爲評判標准的語境裏，雲南茶免不了要被說三道四的。
到唐代，中國人飲茶曆史悠久，飲茶已從生理上的需要發展爲文化上的享受，飲茶做爲一項享受的精神樂趣，也就更加注重茶的品味。品茶過程對用茶、用器與沖飲程式的講究，在唐代茶聖陸羽的《茶經》中已經有了系統的總結。宋元以後，飲茶程式不免要有所變化。特別是到了明代，散條茶瀹飲成爲時尚，與之相應，用器方面，茶瓯配上了蓋子，成爲一盞、一托、一蓋三器合一的蓋瓯，茶壺茶杯的配套也出現了。于是，茶的品飲程式與唐宋相比，面貌一新。而在這一時期，生活在“南夷之地”雲南邊地的少數民族，不僅經濟落後，與對內（地）的文化交流更是匮乏，刀耕火種的邊民們依舊圍著火塘啃著獸肉，喝著又黑又粗的曬青烤茶，這使得雲南飲茶文化與中國主流茶文化背離脫節，行成斷代。
雲南茶之所以得不到普遍認知，除其自身處于主流茶文化邊緣之外，我以爲，經濟貿易的落後亦是其因，比方說，乾嘉以來，潮汕人經商蔚爲風氣，海內外各大埠頭，都有潮汕人的足迹。潮汕人經營的鋪戶，一般都備有工夫茶待客，以廣結人緣。幾多南來北往客，便因此而見識了工夫茶。梁實秋先生就曾在一篇回憶潮汕籍著名學者黃際遇先生的文字中寫道：
我們在青島的朋友，在酒中八仙之稱，先生實其中佼佼者。三十斤的花雕一壇，一夕罄盡，往往尚人余興。隨先生到其熟悉之潮州幫的貿易商號，排闼而入，直趨後廳，可以一榻橫陳，吞煙吐霧，有佼童兮，伺候茶水，小壺小盏，真正的工夫茶。
由于經濟貿易的發達，使潮汕享用的起碼是“大紅袍”、“水仙”之類。潮汕商人的經營活動，使工夫茶藝擴散到更加廣闊的地域。而潮汕地區的品茶習俗，也因此被視爲工夫茶品飲藝術的代表，在茶語境裏有了自己的一席話語權。
大抵一種日常生活行爲的藝術化，免不了要經曆一個總結和潤色的過程。從陸羽《茶經》開始，曆代文士騷人留下大量的茶書、茶文和茶詩，使後人得以了解中國茶藝的燦爛和中國茶道的精博。潮汕地區的品茶習俗被視爲工夫茶品飲藝術的代表，文化人的潤色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經濟、文化、貿易等方面都滯後的雲南，茶，乃至茶文化，自然是被“鞭長莫及”了。
基于上述，所以雲南茶的典型代表——以大葉種茶曬青爲原料壓制的餅、磚、沱，也就同樣順理成章地被外界看作是“老、醜、粗”了。以餅爲代表的雲南普洱茶——“七子餅”，首先是出于計量和運輸上的方便，運輸指的是以馬或是牦牛爲運載工具的輸送，無須再贅述，至于計量，我個人的大膽推測是“和重量無關”，比方時至今天，在雲南一些比較偏遠的地方，雞蛋依舊是用稻草拴成串來賣的，在交易的時候，人們以串論價，至于其他農副産品以“堆”論價、以“碗”論價也不鮮見。在“後文明地”雲南，從以貨易貨的原始貿易，發展到以“串”、“堆”、“碗”等爲計量單位的交易方式，似乎是約定俗成的。一位老人家對我說過這樣的話：“過去買賣普洱茶，說的是一提（七片）多少錢，沒聽說過一斤多少錢”。正是這便于計量、運輸的餅、磚、沱，使人們在偶然中發現了普洱茶陳化的品飲和保健價值，至此，“普洱茶”形成了帶有物種、地域、人文等特征的單一體系。按理說，茶，乃至飲茶習俗，是帶有明顯地域文化烙印的産物，犯不上誰向誰套近乎，可是商人就不這麽看了，失去話語權的雲南茶商，出于商業貿易上的考慮，向以綠茶爲評判標准的中國主流茶文化語境上套近乎，據周重林先生所撰寫的《同慶號的巨大問號》一文裏，普洱茶之“同慶號”內飛記所雲“本莊向在雲南久曆百年字號所制普洱督辦易武正山陽春細嫩白尖葉色金黃而厚水味紅濃而芬香出自天然今加內票以明真僞同慶老字號啓”！按內飛所說，普洱茶是以“細嫩白尖”爲上的，這“細嫩白尖”顯然是綠茶的評判標准，那麽，我所品飲過的以及我所見過的“同慶號”，在觀感上並非綠茶語境的“細嫩白尖”。
在此，我不想糾纏茶與內飛誰真誰假，真實的事實是，處于被動態勢的普洱茶，在向以綠茶爲評判標准的語境上靠，比方用芽尖撒面，比方“普洱春尖餅”，等等，這是商人的事，對于飲茶者來說，我個人的態度是：把普洱茶從中國茶文化的主流語境裏剝離出來看待，因爲做爲粗枝大葉野蠻生長的普洱茶來說，從地域環境、物種，到制作工藝，自始至終似乎就與綠茶不搭邊，並且固守著自己的傳承，正是這種深深嵌入地域、人文文化烙印的産物，造就了普洱茶這一被邊緣化的茶種，遺憾的是，在茶界，有不少人依舊在爲“普洱茶”沒進入“中國十大名茶”而耿耿于懷。說句不好聽的話：你既然是只野外飛來的孔雀，幹嘛老想鑽進雞籠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