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文化的“野蠻”情結
的流通商品，它傳入藏地和傳入中原的事件大體相同，但這種商品在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被中原的主流文化所接受，以至于很多人誤以爲茶馬古道是滇藏兩地的專用通道。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行將結束的時候，雲南普洱 茶突然奇迹般地成爲皇家貢茶，如果沒有這個奇迹的出現，雲南普洱 茶的曆史只能是另外一種寫法了。
雲南普洱 茶之所以終于被中原地區的主流文化所接納，並不是因爲它的野性被馴服了，而是必須感謝來自北方邊土的滿清皇室。
和雲南普洱 茶一樣，滿清統治者來自邊遠的北方，入關前一部分人依舊過著遊牧生活，相對于正統的中原漢文化而言，這同樣是一個充滿野趣的民族，它們至少在感情上不太排斥邊地文化，所以普洱 茶得以逐步進入滿清貴胄的生活。
而對于雲南普洱 茶最爲推崇的乾隆皇帝，又是滿清皇帝當中最富于野趣的一個，他喜歡狩獵、喜歡微服私訪、喜歡民間的村野女孩，乾隆皇帝的這種野趣，使雲南普洱 茶成爲了當時的朝野時尚，成爲當時中國茶文化創新的最大亮點。而乾隆皇帝首先是一個具有創新朝氣的帝王。
雲南普洱 茶進入中原地區的第三個重要原因，是藏傳佛教的北傳。雲南普洱 茶不僅是藏地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藏傳佛教裝藏佛像、供曼荼羅等，也都離不開茶葉,藏傳佛教使用茶葉顯然比漢傳佛教更珍貴、更鄭重。
自元代八思巴開始，藏傳佛教正式進入蒙古高原，並很快成爲當地的主流文化――這是茶馬古道在中國北方最重要的延伸！滿清統治者早期在意識形態上深受他們的鄰居蒙古民族影響，逐步接納藏傳佛教。清朝初年，請章嘉活佛爲國師常住北京，修建了北京雍和宮等藏傳佛教寺院。
藏傳佛教在中原地區地位的提升，進一步爲雲南普洱 茶進入中原，給予了有力的文化支持！根據清代史料，茶葉是當時滿清貴族與藏傳佛教界重要的禮尚往來之物，當章嘉活佛們改喝西湖龍井之類時，滿清統治者也就逐步接受了雲南普洱 茶。
雲南普洱 茶在中原地區及海外的推廣，不僅是雲南26個民族共同的心願，來自北方的滿族、蒙古族、朝鮮族同胞，同樣功不可沒！雲南普洱 茶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獻給中國茶文化的一份厚禮！這份厚禮非常難得、也非常沈重！
雲南普洱 茶在中原地區的幾消幾長，幾進幾出，都和中國社會、文化的變遷具有密切關系，和中國主流文化的變革周期具有密切關系，但和雲南本身的文化形態關系更密切！
1904年，在八國聯軍近乎毀滅性的打擊之下，大清王朝被迫改制，雲南普洱 茶因此停貢。普洱 茶由此淡出中國茶客的視野。1956年，隨著西藏公路通車，住藏部隊供給換代，曾與普洱 茶同時進貢的茶膏正式停産，工藝幾近失傳；到了文革時期，普洱 茶幾乎成爲連雲南人也無法享用的純出口物資，雲南的許多年輕人亦不知普洱 茶爲何物？
這一時期，正是中國社會急劇變革、中國文化急劇變革的時期。然而，西湖龍井沒有在這場急劇的變革中消失，雲南普洱 茶卻消失了……！？
表面上看，龍井與普洱 茶的區別在于，一個是中原文化的産物，一個是邊地文化的産物，在社會與文化急劇變革的年代，邊緣部分首先被離心力抛出了，這個力學原理似乎很多人都能接受。
但更本質的原因在于，浙江人不僅把龍井作成了品牌，並且占據了更爲廣泛的市場；雲南人雖然也把普洱 茶做成了品牌，但卻沒有及時占領更爲廣泛的大衆消費市場，從某種意義上說，清代的雲南普洱 茶是一個“事業型品牌”，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品牌――雲南人在經商能力上輸給了浙江人！
晚清和民國，是一個官商一體的社會。但浙江人崇商，其江浙財團甚至一度左右中國的政治；而雲南人崇官、忠心耿耿，其結果卻是城頭變換大王旗，官反而成了這個社會最靠不住的東西――所以雲南的普洱 茶倒了！
抗日戰爭時期，雲南普洱 茶是當時中國重要的國際交換物資，其價值可裝備國民黨軍隊數十個甲種師，但雲南人沒有抓住這個機遇進行普洱 茶的國際化宣傳，一俟戰爭結束，一場小小的瘟疫，就使普洱 茶的短暫輝煌煙消雲散。
在一窮二白的新中國之初，雲南普洱 茶再次成爲重要出口物資，但這一次更慘，我們幾乎是在單純出口茶葉原料，深厚的普洱 茶文化被徹底割斷了，茶價之低廉令人詫異。有現代普洱 茶創始人之譽的吳啓英女士，她的名字幾乎是在30年後才被世人所知的（並且這位大師逝世前屬于社會上的低收入人群），這是普洱 茶的光榮，也是普洱 茶的悲劇！
而在同樣的曆史進程中，産量低于普洱 茶的西湖龍井，並沒有因爲戰亂而消失，也沒有因爲繁重的出口任務而令國人遺忘。連抗美援朝電影《英雄兒女》的台詞裏，都有西湖龍井。
北京人有一句老話叫做：光說不練是假把式，光練不說是傻把式。浙江人不是假把式；雲南人卻屢屢充當傻把式……！
三、爲“野蠻”平反！
雲南普洱 茶産自中國邊地，它不是野蠻文化的産物，但確有揮之不去的“野蠻”情結！
筆者這裏所說的“野蠻”，是相對于正統的中國封建文化或西方貴族文化而言，在令人窒息的封建中世紀，或許正是這種野蠻，才孕育了人類可持續的生機。但是在人類文化急劇變革的時期，野蠻往往又成了落後的同意語，雲南普洱 茶就是這樣的典型。
在唐代，雲南普洱 茶以其清新、村野的品格，沖擊著中原地區的士大夫文化；在清代，雲南普洱 茶亦如新疆的香妃一般，以其清麗、野性的品格，沖擊這灰悶中的紫禁城；在當代，雲南普洱 茶和中國人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同步……。
雲南普洱 茶文化的每一個高潮，都意味著一次對于中國正統文化的沖擊！而這種文化沖擊永遠是剛柔相濟的、非暴力的，正如乾隆與香妃的愛情一般。
然而，當更加野蠻的文化撞擊中華大地的時候，普洱 茶文化就無所適從了。
大唐以後，戰亂頻繁，雲南成爲異域，普洱 茶文化在中原的傳播成爲笑談；至于到了近代，西方文明以一種更爲野蠻的方式叩開中國的國門時，普洱 茶文化再次無所適從，與乾隆皇帝嬉戲的香妃，變成了被扔進深井的珍妃――大清皇帝的這兩位野蠻女友，命運竟如此不同！
過去我們羞于談論“野蠻”字，甚至把這個詞彙和民族自尊心聯系在一起。然而，當西方文明以一種極端野蠻的方式挑釁中華文明的的時候；當中華正統文化受到嚴厲拷問的時候，我們發現，文明和野蠻常常也會發生有趣的顛倒:
西方人以文明的名義燒死布魯諾，以文明的名義發動鴉片戰爭，這是文明幌子下的野蠻；中國人以文明的禮教思維落後挨打，這是文明的悲哀。
雲南人来自边远，被封建士大夫文化视作蛮人，而士大夫们津津乐道的茶文化卻始于“蠻人”；中國人人人都吃的大米，其種植很可能也始于雲南；奇怪嗎？
雲南普洱 茶以其揮之不去的“野蠻”情結，一次又一次沖擊中國乃至亞洲的主流文化，成爲野趣和雅趣二元統一的天作之合！
人類走進當代社會，社會文化日趨多元，反傳統的現代主義以及反叛現代主義的後現代主義蓬勃于當代人的生活空間，面對現代文明對于地球生態的不斷蹂躏，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念人類之初的那種野趣。
許多人不願意享用現代文明指導下的台地茶，而青睐于大山深谷裏的野生茶、古樹茶，而這種野趣在浙江、在福建的老茶區已經很難找到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生態就沒有雲南普洱 茶，更沒有普洱 茶文化中無法替代的那種野趣。
除了人類茶文化的共同之處，喝雲南普洱 茶其實就是喝一種野趣！
雲南普洱 茶文化在清代以後，沈寂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因爲香港回歸時的移民流動，被人們偶然發現。
雲南普洱 茶如今在世界上的影響與日俱增，除了一些偶然因素外，宣傳雲南普洱 茶文化最有力度的是馬幫，隨著馬幫進京、馬幫進藏等一系列活動，普洱 茶在中國再一次家喻戶曉。
從很大程度上說，馬幫這種與現代人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行爲，恰好是對雲南普洱 茶文化的一種最佳诠釋和最有力的推動。因爲馬幫生活中的種種浪漫、種種野趣、種種驚險、種種不可思議，恰到好處地烘托了雲南普洱 茶文化的天然野趣，把普洱 茶文化中的這種野趣放大到了一種極致的境界。
現在有些人在竭力宣傳現代普洱 茶的渥堆技術，殊不知這種類似老太太腌鹹菜的技術，哪裏有茶餅在馬背上的後發酵更吸引世人的興趣呢？
當然，馬幫行動只是雲南普洱 茶推廣的手段之一，次數太多也會令人們的好奇心産生疲勞，但雲南普洱 茶文化的品牌養成，離不開這些野趣。使用與中原茶文化趨同的理念和文化手段宣傳、炒作雲南普洱 茶，筆者認爲是不會成功的，甚至適得其反。雲南普洱 茶的文化宣傳理念，也不能趨同于西方國家的茶文化。
雲南普洱 茶之所以受到中國、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家茶客的親睐，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這些地區普遍有食用醬油、腌菜的習慣，對于茶葉渥堆也就習以爲常了。但要說服西方上流社會自覺接受雲南普洱 茶，恐怕不那麽容易。中國的醬油、韓國的泡菜目前已普遍進入西方人的食譜，但要走進西方上流社會的大餐很困難，雲南普洱 茶恐怕道理也是一樣的。必須先從當地的邊緣文化入手，尋找西方現代文化中的“野蠻”情結，而不是急于尋找貴族化的途經、去攀附別人的高雅。
普洱 茶能夠進入西方國家的理由，恐怕第一條還是生態！生態宣傳對于中國人、外國人來說，都樂于接受，沒有意識形態的阻隔。可以說，沒有生態就沒有人類的健康，生態比茶多酚含量更重要！所以古樹茶、野生茶比渥堆茶值錢。
第二條重要的理由是多元豐富的民族文化，這爲雲南普洱 茶的推廣，提供了比中原茶文化豐富得多的文化因子，但怎樣整合這些文化資源，並使之爲我所用，這就需要我們的想像力和創新能力了。
第三是和平的精神，雲南人雖然被稱“蠻人”，但蠻人依舊是和平的熱烈擁護者，雲南許多老百姓幾千年一直過著夜不閉戶的甯靜生活。大理國22屆君王，有9人生前即遜位出家，這種精神境界世所罕見，沒有和平、質樸與甯靜，就沒有普洱 茶文化。
我們深信，韓國的野蠻女友能夠走俏中國，雲南的普洱 茶就能走俏世界，野蠻在很多時候就是亮點！
（作者：世界華人作家協會一級作家、雲南電視台編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