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國大理與普洱茶的曆史文化
在南诏統一六诏以前，雲南的各個部族之間雖已存在不同形態的飲茶習俗，但因各部落之間互不統屬，爭鬥頻繁，即使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經濟文化交往，但茶葉的種植和茶飲習俗的推廣，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面，在南诏統一六诏之後才有了極大的改善。而這，“茶出銀生城界諸山”就是明證。根據樊綽《蠻書》卷五中對“銀生城”所處地理位置的描述，我們可以推斷所謂的“銀生城界諸山”，也即南诏統轄下的“銀生節度”大致的管轄範圍就在今日的普洱 、西雙版納地區。而這些地區，離南诏的中心地區蒼洱一帶，有著不小的距離。在古代交通條件不便的情況下，這些地區出産的茶葉要成規模地運到蒼洱一帶，沒有一個統一政權管理與協調，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南诏國的建立、發展，不僅整合了雲南的文化，也極大地整合了雲南的茶資源、茶文化，推動形成了比較普及的雲南茶飲習俗。而這種習俗，到了大理國時期，又不斷發展和傳播，並且隨著雲南茶葉與內地和西藏地區的貿易不斷擴大，雲南的茶飲文化對外部世界也開始産生了一定的影響力。
綜上所述，正是因爲南诏、大理國的建立和發展，形成了雲南茶文化初步整合的政治經濟基礎，極大地推動了雲南茶葉的種植、貿易和茶飲習俗的廣泛傳播。
佛教在大理的傳播，最早形成了雲南茶文化初步整合的心理文化基礎。
從公元8世紀到公元13世紀，雲南在以今日大理爲中心的南诏國和大理國的統治之下。這是中華大地上兩個極爲特殊的政權。這兩個政權雖然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但由于漢代的西南絲綢古道（東西走向），民間商貿形成“鹽鐵道”，“茶馬互市”的茶馬道（南北走向），在這裏交叉，又因爲佛教由印度隨著這兩條道路的傳入，成爲了後來學者們所稱的“亞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相對獨立的文化形態——這就是所謂佛教在這裏嬗變爲“妙香佛國”的文化傳統。在這兩個延續五百多年的國度中，佛教文化成爲這個國度的主流文化。在這個文化系統的影響下，南诏大理國呈現出詩一樣美妙、童話一樣浪漫、與中原迥異的各種文化景象。這裏幾乎家家拜佛，人人信佛，尤其崇拜美女阿搓耶（即觀音菩薩），觀音堂、觀音寺、觀音神位，隨處可見。蒼山洱海之間，處處香煙缭繞，經樂不絕于耳，一派妙香佛國景象。在這個國度裏，也要舉行一種科舉考試，選拔官員，管理國家，但這種科舉卻是那麽另類：第一步考儒家經典，但考得極其膚淺，只是看一個人是否有使用漢字的能力，絲毫也不在乎經典後面的義理，第二步考佛學修爲，這才是真正選拔的標准，所以這個國度的統治階層大多是一些深通佛學，清靜沖虛的“僧官”。官員如此，國王也如此，特別是大理國的國王，竟然有9人遜位出家。這其中，雖然並不是每一位國王都是自願出家，但逼迫遜位的國王，並不會人頭落地，而是有一個清靜之處可去，去了之後也不思複位，不再擔心遭到迫害。這種能進能出的景象，真正實現了所謂的古代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文明”，而這，是充滿陰謀與血腥的中原宮廷政治中所難以想象的。上層如此，下層自然也如此。在這個國度裏，家家奉佛，人人禮讓，互敬互愛，相處如賓，鮮有爭鬥、盜竊，行爲不端者。許多時候，真正做到了中原儒生終日所夢想，但卻遙不可及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大同境界。
由于飲茶具有提神醒腦的功能，對禅修具有重要意義。在南诏大理國時期，進行禅修的不僅有出家的僧人，也有在家修行的“阿吒力”，因此，南诏大理國時期，飲茶成爲佛教修行者的重要生活時尚之一。而因爲整個國度崇尚佛教的文化心理，修行者們的時尚生活方式也受到民間崇尚，被大量仿效。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雲南茶文化的心理文化基礎。這個心理文化基礎就是通過飲茶，可以幫助人們長久地保持清醒狀態，在凝然寂靜中進入佛門智慧無礙的微妙境界。
正是這種心理基礎，極大地促進了大理的種茶業。唐宋時期，也就是南诏大理國時期，感通寺周圍已經開始種茶。而南诏大理時期，佛教的流行，並不局限于蒼洱地區。蒼山種茶的事實，說明在大理的許多地區，都已經開始種茶。
大理國滅後，在元朝、明朝、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推行下，南诏大理國“奉佛”的文化系統悄悄發生了嬗變，被置換爲以孔孟爲代表的儒家文化爲主流的文化系統，大理被稱爲“文獻名邦”而不再是過去的“妙香佛國”。但曾經五百年的偉大文化傳承卻不是那麽容易被徹底置換的，相反，它以各種民俗的方式保存了下來。這其中，就有南诏大理國時期形成的雲南茶飲文化。即使到了明代，大理的許多寺廟還專門設有茶房，供僧人和遊客品嘗，這說明與佛教有關的茶飲風尚依舊非常濃厚。比如，徐霞客在遊雞足山悉檀寺時，寺內的宏辯長老曾用“三道茶”招待他。
即使到了明清時期，大理依舊是雲南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號稱“文獻名邦”），大理對雲南普洱 茶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依舊起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
大理處于茶馬古道的中心位置，形成了整合雲南茶文化的自然地理基礎。
茶馬古道在雲南境內約有兩千多公裏，幾乎貫穿整個雲南省。而大理地處滇西中部，自古以來都是滇西的交通樞紐，在南诏大理國時代，還是整個雲南的政治經濟中心，也是滇西、滇南的重要茶葉集散地。自清末至民國初年起，大理下關還一躍成爲西南最大的茶葉交易集散地、生産和加工地，雲南茶葉主産區（普洱 、西雙版納、臨滄、保山等地）的茶葉被源源不斷地運往下關進行進貢和銷售。大理無可替代的特殊地理位置，使這裏成爲整合雲南茶文化的重要基地。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雲南普洱 茶文化的最初形成，無論在器物形態上還是在精神文化形態上，大理都是一個關鍵之地。正是在大理，建立了南诏大理國，最早形成了雲南的統一政權，在政治和經濟上初步整合了雲南普洱 茶文化；正是在大理，最早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妙香佛國”佛教文化傳統，在精神文化心理上整合了雲南的普洱 茶文化，形成了普洱 茶文化最早的文化個性；正是因爲大理在茶馬古道上的特殊地理位置，在自然地理基礎上整合了普洱 茶文化。其實，大理對普洱 茶文化的形成的重要作用還不僅限于此。比如，大理漢、白、彜、回等多民族和諧共居的民族生態以及和中原內地的較早交往，極大地整合與塑造了雲南普洱 茶的品飲習俗，形成了包括“三道茶”、“苦茶”（烤茶）、“乳扇茶”、“蜂蜜茶”、“核桃茶”、“姜茶”、“槐米茶”、“花椒茶”等在內的，既有內地影響又有獨特民族地域特色的普洱 茶多元品飲習俗。總之，自唐宋以來，大理都是雲南普洱 茶文化形成與整合發展的一個關鍵地區，它的功能與作用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即使到普洱 茶文化獲得現代性發展的今天，大理的地位與作用依舊不可忽視。而這，只需要從兩個方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一，大理是雲南，乃至中國、世界的著名旅遊勝地，來到這裏的人，一般都會受到普洱 茶的招待，因之，這裏無疑是現代普洱 茶文化傳播的關鍵之地。
其二，這裏有下關沱茶。下關沱茶是1902年加工創制于大理下關的一種普洱 茶。在普洱 茶文化斷代百年的蒼涼時光裏，下關沱茶一直頑強而堅韌地存在與發展，從來沒有中斷。在今日普洱 茶的各種馳名品牌中，下關沱茶是絕無僅有的一個真正延續了百年傳統，擁有完整序列文化記憶的品牌。而這，在普洱 茶曆史文化傳統的現代性論述中，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這個意義，當然是極其豐富而複雜的。但只舉一例，就足以說明其重要性。
比如，下關沱茶與十世班禅、十一世班禅的深厚因緣。這使下關沱茶成爲雲南著名的“佛茶”。而這，無疑是一種象征。在雲南大理，普洱 茶依舊散發著來自悠遠佛國的芳香，萦繞在那種芳香裏的奇妙光芒，古老而常新，從未暗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