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曆史源流和工藝
雲南省茶葉研究所于50年代調查傣族曬青毛茶制法時發現,這種傳統曬青毛茶制法仍爲許多滇南地區的少數民族所使用。是雲南茶品“發酵”制法的早期形式,雖未完善,但已初具形態,可視爲後世發水茶及普洱 熟茶的雛形。
另據《雲南文史資料選輯》中馬澤如口述“原信昌商號經營泰國、緬甸、老撾邊境商業始末”一文載:江城一帶産茶,但以易武所産較好,這一帶的茶制好後,存放幾年味道更濃更香,甚至有存放到十年以上的,出口行銷香港、越南的,大多是這種陳茶。因爲一方面經泡,泡過數開仍然有色有香;另方面又極易解渴,且有散熱作用;所以香港一般工人和中産階級很喜歡喝這種茶。這種茶一部分還從香港轉運至新加坡、菲律賓等地主要供華僑飲用;因而銷量也比較大。……由于越陳的茶價值越賣得高些,我們一方面在江城收購陳茶,一方面增加揉制産量……到了1940年冬季……
普茶發展在各曆史時期的不同定義和工藝演變進行論述與剖析:
就雲南普洱 茶而言,其種植曆史源于古,可考的較詳細的早期文字記錄,見于唐代樊綽于鹹通三年左右(公元862年)所著《蠻書》:“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
這段簡短的文字,既明確記載了當時雲南茶葉主産地“銀生城界諸山”,又記述了創造姜飲方式的“蒙舍蠻”,表明這些地區在唐朝已馴化、利用並開發茶葉。而且,指出了當時的采制工藝是“散收,無采造法”,結合中國茶葉最初的采制方式來看,應該理解爲:采無定時,日光生曬而成。
關于銀生節度地域之所在,今存輯本《蠻書》有所混淆,記錄了同時並存的銀生和開南兩個節度的管轄範圍,故現多種出版物中以銀生和開南同稱“銀生節度”,這是不符合地理實情的。
在樊綽著書時,南诏有七節度,而非後來所說的六節度,銀生節度駐“銀生城”(今景洪縣),所轄“茫乃道”即今西雙版納地區,“諸山”應指後世所說的“六大茶山”區域。今普洱 縣在當時屬位于銀生節度之北的開南節度,稱"步日赕",同屬開南節度的"奉逸城"和"利潤城"是今普洱 磨黑、石膏井一帶,思茅當時稱“思麽部”也屬開南節度。南開節度至後期或廢,故至宋代收集唐朝末年有關南诏資料編寫《新唐書·南蠻傳》時,只稱六節度,不複記載開南節度。
《蠻書》寫于鹹通三年前後,當時南诏出兵攻打唐朝安南都護府,而作者樊綽爲安南經略使蔡襲的幕僚,親身參與了當時的戰爭。爲了對付南诏的軍事進攻,乃作《蠻書》,其寫作目的是爲了便于唐朝政權對南诏采取措施時參考,故一切記述均圍繞軍事作戰爲目的,而非一部風物志,所以,對于記述“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我們當理解爲自古以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