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岩茶與佛教不解之緣|岩茶文化
“四大皆空”的佛家，似乎對清淡微苦的茶味，有著一種緣于自身學說的悟照，茶的清淡與淡泊塵世的佛家學說也有著聯系。茶棲雲霧，委身岩崖的形態，以及品性清潔的習性，也與佛家學說有著象征聯系。茶的苦中有甜的品味，也成爲佛家的修行以苦爲樂的生動寫照。
武夷山，重巒疊嶂，丹霞地貌，終年雲霧飄繞，空氣濕度大，適合茶樹生長，爲出産名茶提供得天獨厚條件，而佛家之所以把寺廟修築于深山密林，就是仿照他們“遠避塵世，靜宜誦頌”的道理。把寺廟修建于紅塵之外，少有人世紛爭幹擾，沒有市井物欲的誘惑與喧囂的塵浪。
新鲜的空气，益于健康长寿，更益佛家专心念经。因此，很少见到寺庙修筑于市井之中。就这样，茶與寺廟便基于共同的理由，一同走向深山。茶便成了佛教僧侶的必需品，而又符合佛教教義。佛教精神與茶性本質的內在共鳴，是茶與佛結緣的必然，形成了“茶佛一味”或“茶禅一味”的基礎。
由于茶被佛教界視爲“神”物，飲茶之風傳播武夷山大小寺廟，種茶、制茶成爲僧侶一業。名僧文化素質高，往往將喝茶作爲一種文化現象，對茶葉采摘、焙制也十分講究，于是一種種名茶便在山寺名僧的監制下産生了。
誉名海内外的茶王——大紅袍，古代就屬天心永樂禅寺管理、享用；清代名僧釋超全善烹功夫茶，入山爲僧又是善于制茶的能手，他的《武夷茶歌》就是傳遞制造烏龍茶的第一手資料。台灣的凍頂烏龍茶，就是清代台灣舉人林鳳池赴京趕考結束，慕名武夷，下榻天心永樂祥寺，住三日，與高僧結爲茶友，獲該寺方丈贈送24株武夷烏龍茶苗，返台種植鹿谷鄉。
经百余年扩展，现已遍及鹿谷群山，成为台湾名茶。以茶道而名聞于世的日本，原來並不産茶，在唐朝，由日本留學僧、遣唐使帶回茶種，首先種在梵釋寺等寺院。弘仁六年（815年）四月嵯峨天皇來到梵釋寺，大和尚都永忠煎茶獻給天皇。天皇喝下，清心爽口，十分高興。從這時起，中國茶樹才在日本紮根繁殖。日本第一本《茶經》也是入宋僧傳播禅宗時回日本著的。
历代名僧与文人在武夷山游览之余，诗文之间无不弥漫着一股禅味。唐代著名和尚灵一法师诗曰：“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茗爱此山。岩下绾舟不忍去，清一水流暮潺缓。”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著作讲学50年，足迹遍及武夷山各大小寺庙，与僧人成为至交。他曾拜武夷名僧为师，在武夷山九曲溪溪边亲自种茶，攜簍采茶，築茶竈，以茶論道。並即興吟詩；“仙翁遺石竈，宛立水中央。
饮罢方舟去，茶煙袅細香。”明代詩僧陸容詩雲：“江南風致說僧家，石上清泉竹裏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煙茶葷滿袈裟。”詩人把僧侶喜愛飲茶的情感，描寫得淋漓盡致，充分體現了“茶禅一致”、“僧茶不分家”。已故的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當代著名佛教界詩人趙樸初先生，1990年10月，以84歲的高齡，興致勃勃遊覽武夷山。
他不仅钟情武夷山水，对武夷岩茶贊頌有加，揮毫題詩二首，他在《禦茶園飲茶》一詩中寫道：“飲茶之道亦宜會，聞香觀色後嘗味。一杯兩杯七八杯，百杯痛飲莫辭醉”；“七碗受至味，一壺得真趣。空持百年偈，不如吃茶去。”這一首詩題懸于武夷山禦茶園“五調堂”。
赵朴初先生题写的五绝茶詩，蘊含的禅機如何深奧，我不得而知，但“吃茶去”三字透露的至情至性，不入茶道便無從理會。
赵老对武夷茶的鍾情達到如醉如癡的地步；後來他在爲武夷山天心永樂禅寺撰寫寺名高興之余，高聲吟詩：“千言與萬言，不如吃茶去”。重複自己寫的這句詩，以茶明性真情真趣。茶以自身的功能逐漸爲後人賞識，更加成爲佛教僧侶的情感寄托，在飲用與誦頌中與禅融爲一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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