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雲南茶馬王
現代則是下關茶廠（前期康藏茶廠）的主要原料供貨商，也可以說是雲南緊壓茶的重要支柱之一。下面的論述摘自普洱 茶未受炒作之年代，可見一斑：
《制茶学》（主编：安徽农学院陈椽，1979年11月 第1版 ）P 262，“一、云南紧压茶”
“雲南是我國的古老的茶區，也是世界茶樹原産地。茶葉生産曆史悠久，質量極佳。曆史上以生産緊茶、餅茶、圓茶、方茶著名。普洱 茶遠銷東南亞各國和日本、意大利、法國等，緊茶、餅茶、圓茶主銷西藏和本省藏族地區，年産量近10萬擔。”
“目前主要集中在滇西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下關茶廠加工，猛海、昆明茶廠也有部分生産，但下關茶廠産量最大，年産量占全省總産量的74%左右。”
上述這段摘錄，反映的是70年代雲南緊壓茶的一個片斷。現在，西雙版納、思茅、臨滄等地，都發現千年以上的野生古茶樹群落，樹齡最長的有兩千多年，特別是思茅瀾滄的千年野生古茶樹群落與臨滄地區的千年野生古茶樹群落最具代表意義。因而，從植物學的角度來看，認爲西雙版納或是思茅是普洱 茶的唯一原産地，都是十分片面的。可以肯定地說，這四大茶區（或更廣泛一點的相臨周邊區域）都是普洱 茶的原産地。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普洱 茶是雲南民族傳統工藝茶，從雲南民族文化曆史來看，四大茶區的少數民族的遷移融合及交流，也才造就了神奇的普洱 茶。
總之，筆者認爲，雲南南路茶區（西雙版納、思茅茶區）與西路茶區（臨滄、保山及德宏茶區，以及大理南澗等地茶區），都屬古老茶區，沒必要厚此薄彼，更不能像以前有的信息，誤導消費者，炒作某一很小的區域，打壓其它區域。實際上，四大茶區的茶箐、地理環境與民族加工工藝各具特色，才構成了的燦爛的普洱 茶文化。普洱 茶是雲南少數民族 傳統工藝的結晶，後面筆者要談到的傳統工藝與自然發酵可以證實這一點。
普洱 茶名稱的出現在明朝，明代謝肇制的《滇略》卷三中雲：“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團之”。說明，明朝期間雲南緊壓茶是鼎盛的。
然而，普洱 茶曆史上的開篇文章在唐代樊綽的《蠻書》中，其卷三雲：“茶出銀生成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唐朝時期，南昭國是雲南的地方政權，蒙舍蠻是南昭國的主要力量，受唐王朝扶植，它們間的交往是密切的，蒙舍蠻的這種飲茶方式，在唐朝也是普及的，甚至成了大唐市民們的習俗，雖然陸羽覺得不屑一顧，但是其《茶經》裏卻作了重要記載。
雲南利用茶葉的曆史早于唐代，在三國的《七誨》裏提到了“南中茶子”，南中相當于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雲南、貴州兩省。而要說到雲南茶葉的重要發展，或者說普洱 茶的成型，我認爲是盛唐漢文化與南诏少數民族文化交融的結果，至于說更早的關于古滇國用茶的曆史還有待考證。現在學術界，一般認爲中國最早用茶是在巴蜀，特別是巴，三國《廣雅》就載有荊巴間采茶作餅的史料。古滇國、南诏與巴蜀的交往與爭戰，對雲南茶葉的發展也有著重要作用。陸羽《茶經》裏沒有直接記載雲南茶區，應該是與當時南诏國是地方自治政權有關，而且南诏初期，雲南之地是少數民族部落割據的，後來南诏與唐朝的關系，也是時而和平共處，時而爭戰不斷。
《蠻書》記載“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說明當時雲南少數民族 制茶用的是初級的曬青茶工藝，采摘不講究，制造也就是最簡單的日曬，在樊綽（出史南诏的唐朝使者）看來，這也是與唐朝餅茶的制茶工藝（蒸青制茶）相比而言的。
在雲南民間走訪，許多少數民族不知道什麽是普洱 茶，說曬青茶，他們卻十分熟悉，並稱之爲“老黑茶”，是他們“原生與本土”的重要飲料，以及重要的經濟來源。可以說，一千多年以來，積澱、傳承與發揚的曬青茶工藝是普洱 茶的基礎。而曬青茶古老的品飲方式，目前在雲南少數民族 中仍有流傳，如佤族、拉祜族的烤茶、土鍋茶，白族的“三道茶”，納西族德“龍虎鬥茶”等。
筆者認爲，南诏時由于地理與人文環境，少數民族粗陋的曬青茶工艺，交通运输不便等诸多因素影响，蒙舍蛮作为南诏政治中心的王族，他们在获得團餅茶的知識後，結合對外交流的需求，推動了他們采用初制曬青毛茶，“蒸而團之”制造緊壓茶的曆史。
唐朝時，散茶加姜桂混合烹饮的方式是一种大众习俗，而團餅茶的品飲則被認爲是一種進步與時尚，蒙舍蠻會模仿這些時尚，制造餅茶，但由于茶山山高路遠，加工運輸困難，因而形成了“曬青餅茶”的加工方式，而不是唐朝的蒸青餅茶。
蒙氏的南诏國，在統一洱海地區後，在洱海之濱建太和城，設上下兩關，上關爲龍頭關（即現在的大理古城），下關爲龍尾關（也稱龍尾城，即現在的下關城）。蒙氏開創了“曬青餅茶”，古永昌地區、洱海地區也就成爲了重要的産茶與制茶基地，也爲下關打下了深厚的茶文化底蘊。後來，南诏勢力擴充到銀生節度，雲南的四大茶區也就初步成型了。
蒙氏帝王傳了十三世，共二百五十年，而後被鄭氏、趙氏及楊氏篡位。接著南诏的通海（現玉溪地區通海縣）節度使段思平，在滇東南三十七蠻部的支持下，討伐楊氏成功，開創了段氏大理國時代，段氏仍然以大理爲國都。據《道光雲南志鈔》載：大理國傳了幾代後，宋興，宋太祖幹德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取滇獻之，宋太祖鑒于唐南诏之禍，覺得“南蠻”不易統治，才有了宋揮玉斧的典故（宋太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此，段氏得以久居雲南，中國竟以外域視之，不知所謂大理國矣。因而大理國就成了南诏國的延續，蒙氏的“曬青餅茶”加工方法自然得以傳承。
到了元朝，元世祖平雲南後，元朝派王族到雲南執政，少數民族也被迫遷移，有的到了更邊遠所謂充滿瘴氣的邊疆，蒙氏加工方法與習俗則在雲南的少數民族中流傳。
在明代，明王朝大力援助雲南，雲南經濟獲得長足發展，雲南少數民族 文化與漢文化的有了廣泛的交流，蒙氏“曬青緊壓茶”在雲南得到大普及。明朝謝肇制的《滇略》才有了“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的记载。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地，交通不便，消费习俗转换也没有中原地區快，明朱元璋下诏废除團餅茶興散茶，並未影響雲南的緊壓茶，因而，雲南緊壓茶得以保留。
明朝以後，人們對普洱 茶養生保健效果的逐步認識，名著《紅樓夢》中就有了記述的普洱 茶消食保健的功效，甚至，焖一罐普洱 茶成爲一種時尚；而科技著作《物理小識》、《本草綱目拾遺》等也有了相關記述。這樣，普洱 茶不仅没有随其它團餅茶衰落，反而在清朝得以發展，甚至成爲了貢茶。
以上就是普洱 茶（團餅茶）繼承唐朝餅茶历史，而在明清两代得以发展的曆史脈絡。
很多普洱 茶史的研究者在提到《蠻書》時，只注意到了“茶出銀生城界諸山”，他們只注意到了地域概念----什麽地方産茶。而忽視了其它四個重要的環節：
加工工藝
品飲習俗
民族：蒙舍蠻
曆史背景：盛唐與南昭國
通過對這些方面的研究，我們會獲得許多有趣的結論。
關于蒙舍蠻
秦汉以来，云南为益州郡，而益州包含滇与巴蜀之地，益州郡为益州的一部分。据《滇考》载，“汉武帝平滇，初置益州郡，益州刺史治成都，兼理滇、蜀。至三国，诸葛亮南征，破孟获平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以别于益州之名。诸葛亮班师，立南征碑纪念其功绩，立铁柱镇诸蛮，后分设建宁、兴古、永昌、云南四郡， “永昌”即现在的保山、临沧地區及德宏州。“云南”为现在的大理地區。
永昌以其悠久的哀牢文化孕育了蒙舍诏。“诏”者王也，據《雲南志》載，蒙舍诏自言源于永昌沙壹，而永昌的哀牢人有北遷至巍山者，久而久之，與原居此地的昆明人融合始稱爲“蒙舍蠻”。巍山也成爲了中國曆史文化名城，南诏發源之聖地。南诏初期，滇西有六诏，蒙舍诏在其它五诏之南，所以稱爲南诏。
唐王朝爲了遏制吐蕃勢力，采取了扶持地方勢力的策略，永昌與吐蕃最爲接近，蒙舍诏自然就獲得了青睐與大力扶持。經過一系列的征戰與兼並，在開元二十六年（738年），蒙舍诏統一洱海爲中心的滇西地區，唐冊封皮羅格爲雲南王，天寶七載，閻羅鳳冊襲雲南王。隨後，閻羅鳳奉唐朝之命，兼並滇池區，統一雲南。貞元十年，唐置雲南安撫使司，並冊封異牟尋爲雲南安撫使司的土長-----南诏王，至此南诏稱雄于中國西南邊疆。
關于銀生城界諸山與雲南古茶區
《蠻書》說“茶出銀生城界諸山”，而後來的《普洱 府志》又雲：普洱 古屬銀生府，則西蕃之用普茶，以自唐時。這劃定了普洱 茶大致的产地范围。据《蛮书》的历史背景，银生为南昭国的八大行政區之一银生节度，也称开南节度，银生城为现在的思茅地區景东县，开南城则位于现在的景东县文井乡开南村，银生节度辖區为：西双版纳、思茅，另外还有临沧的部分地區。
南昭政权的行政辖區：十赕區（贞元十年前后为六赕）为南昭的直辖區（洱海地區）；永昌节度（保山、临沧地區及德宏州）；银生节度亦称开南节度（银生城为思茅景东县，银生节度含思茅、西双版纳诸地，以及临沧的部分地區）；弄栋节度（今楚雄、姚安等地區），其下有会川都督（会理至大渡河一带）；宁北节度，后改剑川节度（包括洱源、剑川、鹤庆、兰坪等地）；丽水节度（伊洛瓦底江上游两岸）；铁桥节度（迪庆、丽江地區及盐边诸地）；拓东节度（昆明、曲靖、昭通），其下辖通海都督（红河、文山）。
關于“西蕃之用普茶，以自唐时”，说明云南与藏族地區的普洱 茶贸易，始于唐朝云南地方政权的南昭国时期。而此时期的八大行政區中，十赕區（洱海地區，今大理下关地區）为直属區；铁桥节度为今迪庆、丽江地區及盐边诸地，铁桥节度的主要民族为么些、西蕃。通过十赕區、铁桥节度的普洱 茶貿易之路，也就是著名的“大理、麗江、迪慶、西藏”茶馬古道之一，目前爲大家所周知。
南诏在统一洱海區与滇池地區后，与唐朝的交往，即通过拓东节度（玉溪、昆明、曲靖、昭通）的滇、川、藏及滇、川、长安的古道，是另外一条重要的茶馬古道。
由于蒙舍诏从永昌到巍山，再到洱海，建立以大理为都的南诏国，加之，后来段氏大理国的传承，银生节度、永昌节度以及巍山地區，自然都成了云南产茶與制茶的重要區域。从临沧地區发现众多的野生古茶樹群落，甚至在離南诏發源地----巍山不遠的南澗縣保華擁正鄉都發現了野生大茶樹群落，可以說明這一點。
總之，南诏以來的雲南古茶區，包含了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德宏及大理的部分地區，这些地區现在也都是普洱 茶的重要产區，只是清朝置普洱 府轄西雙版納、思茅以來，這兩地的名氣稍大而已。
雲南曬青毛茶的誕生
《蠻書》記載“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說明當時雲南少數民族 制茶用的是曬青茶工藝，且是散茶形态。那云南晒青工藝是如何诞生的呢？据朱自振先生《茶史初探》一書解析，曬青工藝來源于雲南少數民族 的原始的燒茶與曬茶加工方法。
原古的茶葉加工，首先可能來自茶葉的直接曬幹，利于存儲，而且曬幹是原始生活中最普遍和最經常的實踐。另外，人們在經常飲用中發現和爲了克服茶樹鮮葉的青苦氣味，産生了對茶葉的簡單加工，燒茶就是最簡單的一種。燒茶遺俗現在雲南的傣族、佤族中間還有流傳。傣族、佤族所謂的燒茶，也即把茶樹上采摘的一芽五六葉的新梢，先放在火上燒烤到葉色焦黃，然後再投入到壺中煎飲。燒茶也就是殺青工藝的原形。燒茶所用器具，從最先的石器、陶器到鐵器，雲南少數民族 中都有采用。
“燒茶”的傳承，最原始的，目前雲南還有佤族的鐵板烤茶，傣族、基諾族的竹筒烤茶等。佤族鐵板烤茶用的是铁板为“燒茶”容器，用茶樹鮮葉在鐵板上烤制到焦黃，然後再煮飲；而竹筒烤茶则是就地取材，用鲜竹筒作为“燒茶”容器，將茶樹鮮葉塞進竹筒，封住筒口，然後扔到火塘中，待烤制到竹筒焦黃爲止，破開竹筒，取出茶葉煎飲。
把燒茶與曬茶這兩種原始加工方法結合起來，即將鮮葉先放在火上略烤一下，然後再把它攤曬至幹，就正式形成了曬青茶的制造工藝。這就是雲南曬青茶的來曆。
“燒茶”的習俗，後來在雲南少數民族 中發展成了烤茶的傳統。爲了方便與實用，不再用茶樹鮮葉，而是用加工好的曬青茶作爲烤茶原料，这也就由“燒茶”的簡單加工方法，發展到了雲南烤茶的存贮加工方法。在蒙舍蛮统治的中心地區---洱海地區，烤茶習俗更爲普遍，大理白族的“三道茶”也由此而來。隨著南诏與大理國的傳承，烤茶成了云南很多民族与地區的传统。傣族、基诺族的用鲜茶樹葉的竹筒烤茶，也發展成了用曬青茶加工的雲南竹筒茶産品。
蒙舍蛮的品飲習俗
《蠻書》記載“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這種飲茶方式，在唐朝及之前也是一種大衆習俗。而餅茶的制造与品饮，则是陆羽认为更高阶或高级的方式。经陆羽总结、提高后，團餅茶在唐宋得到了大發展。
《茶經》六之飲曰：“或用蔥、姜、棗、桔皮、茱荑、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斯溝渠間棄水耳，而習俗不已”。陸羽認爲，茶與姜桂和烹，這樣的茶水就像倒入下水道的廢水，但是，市民已經習慣喝這樣的茶了。另外，陸羽之前，晉人劉琨在給其刺南兖州侄子的信中曾寫道：“前得安州幹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需也”，《茶史初探》的作者朱自振先生認爲，幹茶即是散茶，由此看來，茶與姜桂和煮而飲之的喝茶方式，晉朝就已經流行。從晉朝到唐朝，這種習俗流行了幾個朝代。
总之，蒙舍蛮的品飲習俗，与上述中原汉文化的大众习俗是一致的。为南诏诞生團餅茶打下了基礎。
云南團餅茶的誕生
從曆史來看，有了盛唐之世，才有了絢麗多彩的南诏文化。南诏吸收盛唐文化，並使之地方化，民族化，推動了雲南餅茶的誕生。
大唐与南诏有和亲的历史，而蒙舍诏王族弟子经常到长安朝贡，不断频繁接触盛唐文化，甚至直接接受盛唐文化的教育，并将所学的东西不断转换为南诏的制度与文化。
結合茶文化的角度來看，從“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到陸羽認爲比較時尚的餅茶的品饮，因该说都是蒙舍蛮所为。蒙舍蛮造通过学习大唐的團餅茶技术，追随大唐时尚，开创了云南的團餅茶的先河。
另外南诏國是地方政權，與大唐的關系，也是分分合合，頗爲曲折，曆史上就有南诏叛亂等諸多史實。兩次天寶年間洱海戰爭，就有十幾萬內地漢族士卒流落南诏。另外，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從成都擄掠而回的“子女百工數萬人”（女人與技工），也基本融入到了蒙舍蠻中。上述這些士卒與技工中，肯定不乏飲茶人與制茶人，他们也可谓是云南團餅茶制造、品飲的先驅之一。
所以，蒙舍蛮活动的洱海中心地區、永昌节度（保山、临沧地區及德宏州）、以及银生节度（思茅、版纳），都是古普洱 茶的原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