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雲南茶馬王
羽《茶經》裏沒有直接記載雲南茶區，應該是與當時南诏國是地方自治政權有關，而且南诏初期，雲南之地是少數民族部落割據的，後來南诏與唐朝的關系，也是時而和平共處，時而爭戰不斷。
《蠻書》記載“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說明當時雲南少數民族 制茶用的是初級的曬青茶工藝，采摘不講究，制造也就是最簡單的日曬，在樊綽（出史南诏的唐朝使者）看來，這也是與唐朝餅茶的制茶工藝（蒸青制茶）相比而言的。
在雲南民間走訪，許多少數民族不知道什麽是普洱 茶，說曬青茶，他們卻十分熟悉，並稱之爲“老黑茶”，是他們“原生與本土”的重要飲料，以及重要的經濟來源。可以說，一千多年以來，積澱、傳承與發揚的曬青茶工藝是普洱 茶的基礎。而曬青茶古老的品飲方式，目前在雲南少數民族 中仍有流傳，如佤族、拉祜族的烤茶、土鍋茶，白族的“三道茶”，納西族德“龍虎鬥茶”等。
筆者認爲，南诏時由于地理與人文環境，少數民族粗陋的曬青茶工藝，交通運輸不便等諸多因素影響，蒙舍蠻作爲南诏政治中心的王族，他們在獲得團餅茶的知識後，結合對外交流的需求，推動了他們采用初制曬青毛茶，“蒸而團之”制造緊壓茶的曆史。
唐朝時，散茶加姜桂混合烹飲的方式是一種大衆習俗，而團餅茶的品飲則被認爲是一種進步與時尚，蒙舍蠻會模仿這些時尚，制造餅茶，但由于茶山山高路遠，加工運輸困難，因而形成了“曬青餅茶”的加工方式，而不是唐朝的蒸青餅茶。
蒙氏的南诏國，在統一洱海地區後，在洱海之濱建太和城，設上下兩關，上關爲龍頭關（即現在的大理古城），下關爲龍尾關（也稱龍尾城，即現在的下關城）。蒙氏開創了“曬青餅茶”，古永昌地區、洱海地區也就成爲了重要的産茶與制茶基地，也爲下關打下了深厚的茶文化底蘊。後來，南诏勢力擴充到銀生節度，雲南的四大茶區也就初步成型了。
蒙氏帝王傳了十三世，共二百五十年，而後被鄭氏、趙氏及楊氏篡位。接著南诏的通海（現玉溪地區通海縣）節度使段思平，在滇東南三十七蠻部的支持下，討伐楊氏成功，開創了段氏大理國時代，段氏仍然以大理爲國都。據《道光雲南志鈔》載：大理國傳了幾代後，宋興，宋太祖幹德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取滇獻之，宋太祖鑒于唐南诏之禍，覺得“南蠻”不易統治，才有了宋揮玉斧的典故（宋太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此，段氏得以久居雲南，中國竟以外域視之，不知所謂大理國矣。因而大理國就成了南诏國的延續，蒙氏的“曬青餅茶”加工方法自然得以傳承。
到了元朝，元世祖平雲南後，元朝派王族到雲南執政，少數民族也被迫遷移，有的到了更邊遠所謂充滿瘴氣的邊疆，蒙氏加工方法與習俗則在雲南的少數民族中流傳。
在明代，明王朝大力援助雲南，雲南經濟獲得長足發展，雲南少數民族 文化與漢文化的有了廣泛的交流，蒙氏“曬青緊壓茶”在雲南得到大普及。明朝謝肇制的《滇略》才有了“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團之”的記載。由于雲南地處西南邊地，交通不便，消費習俗轉換也沒有中原地區快，明朱元璋下诏廢除團餅茶興散茶，並未影響雲南的緊壓茶，因而，雲南緊壓茶得以保留。
明朝以後，人們對普洱 茶養生保健效果的逐步認識，名著《紅樓夢》中就有了記述的普洱 茶消食保健的功效，甚至，焖一罐普洱 茶成爲一種時尚；而科技著作《物理小識》、《本草綱目拾遺》等也有了相關記述。這樣，普洱 茶不僅沒有隨其它團餅茶衰落，反而在清朝得以發展，甚至成爲了貢茶。
以上就是普洱 茶（團餅茶）繼承唐朝餅茶曆史，而在明清兩代得以發展的曆史脈絡。
很多普洱 茶史的研究者在提到《蠻書》時，只注意到了“茶出銀生城界諸山”，他們只注意到了地域概念----什麽地方産茶。而忽視了其它四個重要的環節：
加工工藝
品飲習俗
民族：蒙舍蠻
曆史背景：盛唐與南昭國
通過對這些方面的研究，我們會獲得許多有趣的結論。
關于蒙舍蠻
秦汉以来，云南为益州郡，而益州包含滇与巴蜀之地，益州郡为益州的一部分。据《滇考》载，“汉武帝平滇，初置益州郡，益州刺史治成都，兼理滇、蜀。至三国，诸葛亮南征，破孟获平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以别于益州之名。诸葛亮班师，立南征碑纪念其功绩，立铁柱镇诸蛮，后分设建宁、兴古、永昌、云南四郡， “永昌”即现在的保山、临沧地區及德宏州。“云南”为现在的大理地區。
永昌以其悠久的哀牢文化孕育了蒙舍诏。“诏”者王也，據《雲南志》載，蒙舍诏自言源于永昌沙壹，而永昌的哀牢人有北遷至巍山者，久而久之，與原居此地的昆明人融合始稱爲“蒙舍蠻”。巍山也成爲了中國曆史文化名城，南诏發源之聖地。南诏初期，滇西有六诏，蒙舍诏在其它五诏之南，所以稱爲南诏。
唐王朝爲了遏制吐蕃勢力，采取了扶持地方勢力的策略，永昌與吐蕃最爲接近，蒙舍诏自然就獲得了青睐與大力扶持。經過一系列的征戰與兼並，在開元二十六年（738年），蒙舍诏統一洱海爲中心的滇西地區，唐冊封皮羅格爲雲南王，天寶七載，閻羅鳳冊襲雲南王。隨後，閻羅鳳奉唐朝之命，兼並滇池區，統一雲南。貞元十年，唐置雲南安撫使司，並冊封異牟尋爲雲南安撫使司的土長-----南诏王，至此南诏稱雄于中國西南邊疆。
關于銀生城界諸山與雲南古茶區
《蠻書》說“茶出銀生城界諸山”，而後來的《普洱 府志》又雲：普洱 古屬銀生府，則西蕃之用普茶，以自唐時。這劃定了普洱 茶大致的产地范围。据《蛮书》的历史背景，银生为南昭国的八大行政區之一银生节度，也称开南节度，银生城为现在的思茅地區景东县，开南城则位于现在的景东县文井乡开南村，银生节度辖區为：西双版纳、思茅，另外还有临沧的部分地區。
南昭政权的行政辖區：十赕區（贞元十年前后为六赕）为南昭的直辖區（洱海地區）；永昌节度（保山、临沧地區及德宏州）；银生节度亦称开南节度（银生城为思茅景东县，银生节度含思茅、西双版纳诸地，以及临沧的部分地區）；弄栋节度（今楚雄、姚安等地區），其下有会川都督（会理至大渡河一带）；宁北节度，后改剑川节度（包括洱源、剑川、鹤庆、兰坪等地）；丽水节度（伊洛瓦底江上游两岸）；铁桥节度（迪庆、丽江地區及盐边诸地）；拓东节度（昆明、曲靖、昭通），其下辖通海都督（红河、文山）。
關于“西蕃之用普茶，以自唐时”，说明云南与藏族地區的普洱 茶贸易，始于唐朝云南地方政权的南昭国时期。而此时期的八大行政區中，十赕區（洱海地區，今大理下关地區）为直属區；铁桥节度为今迪庆、丽江地區及盐边诸地，铁桥节度的主要民族为么些、西蕃。通过十赕區、铁桥节度的普洱 茶貿易之路，也就是著名的“大理、麗江、迪慶、西藏”茶馬古道之一，目前爲大家所周知。
南诏在统一洱海區与滇池地區后，与唐朝的交往，即通过拓东节度（玉溪、昆明、曲靖、昭通）的滇、川、藏及滇、川、长安的古道，是另外一条重要的茶馬古道。
由于蒙舍诏从永昌到巍山，再到洱海，建立以大理为都的南诏国，加之，后来段氏大理国的传承，银生节度、永昌节度以及巍山地區，自然都成了云南产茶與制茶的重要區域。从临沧地區发现众多的野生古茶樹群落，甚至在離南诏發源地----巍山不遠的南澗縣保華擁正鄉都發現了野生大茶樹群落，可以說明這一點。
總之，南诏以來的雲南古茶區，包含了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德宏及大理的部分地區，这些地區现在也都是普洱 茶的重要产區，只是清朝置普洱 府轄西雙版納、思茅以來，這兩地的名氣稍大而已。
雲南曬青毛茶的誕生
《蠻書》記載“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說明當時雲南少數民族 制茶用的是曬青茶工藝，且是散茶形态。那云南晒青工藝是如何诞生的呢？据朱自振先生《茶史初探》一書解析，曬青工藝來源于雲南少數民族 的原始的燒茶與曬茶加工方法。
原古的茶葉加工，首先可能來自茶葉的直接曬幹，利于存儲，而且曬幹是原始生活中最普遍和最經常的實踐。另外，人們在經常飲用中發現和爲了克服茶樹鮮葉的青苦氣味，産生了對茶葉的簡單加工，燒茶就是最簡單的一種。燒茶遺俗現在雲南的傣族、佤族中間還有流傳。傣族、佤族所謂的燒茶，也即把茶樹上采摘的一芽五六葉的新梢，先放在火上燒烤到葉色焦黃，然後再投入到壺中煎飲。燒茶也就是殺青工藝的原形。燒茶所用器具，從最先的石器、陶器到鐵器，雲南少數民族 中都有采用。
“燒茶”的傳承，最原始的，目前雲南還有佤族的鐵板烤茶，傣族、基諾族的竹筒烤茶等。佤族鐵板烤茶用的是铁板为“燒茶”容器，用茶樹鮮葉在鐵板上烤制到焦黃，然後再煮飲；而竹筒烤茶则是就地取材，用鲜竹筒作为“燒茶”容器，將茶樹鮮葉塞進竹筒，封住筒口，然後扔到火塘中，待烤制到竹筒焦黃爲止，破開竹筒，取出茶葉煎飲。
把燒茶與曬茶這兩種原始加工方法結合起來，即將鮮葉先放在火上略烤一下，然後再把它攤曬至幹，就正式形成了曬青茶的制造工藝。這就是雲南曬青茶的來曆。
“燒茶”的習俗，後來在雲南少數民族 中發展成了烤茶的傳統。爲了方便與實用，不再用茶樹鮮葉，而是用加工好的曬青茶作爲烤茶原料，这也就由“燒茶”的簡單加工方法，發展到了雲南烤茶的存贮加工方法。在蒙舍蛮统治的中心地區---洱海地區，烤茶習俗更爲普遍，大理白族的“三道茶”也由此而來。隨著南诏與大理國的傳承，烤茶成了云南很多民族与地區的传统。傣族、基诺族的用鲜茶樹葉的竹筒烤茶，也發展成了用曬青茶加工的雲南竹筒茶産品。
蒙舍蛮的品飲習俗
《蠻書》記載“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這種飲茶方式，在唐朝及之前也是一種大衆習俗。而餅茶的制造與品飲，則是陸羽認爲更高階或高級的方式。經陸羽總結、提高後，團餅茶在唐宋得到了大發展。
《茶經》六之飲曰：“或用蔥、姜、棗、桔皮、茱荑、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斯溝渠間棄水耳，而習俗不已”。陸羽認爲，茶與姜桂和烹，這樣的茶水就像倒入下水道的廢水，但是，市民已經習慣喝這樣的茶了。另外，陸羽之前，晉人劉琨在給其刺南兖州侄子的信中曾寫道：“前得安州幹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需也”，《茶史初探》的作者朱自振先生認爲，幹茶即是散茶，由此看來，茶與姜桂和煮而飲之的喝茶方式，晉朝就已經流行。從晉朝到唐朝，這種習俗流行了幾個朝代。
总之，蒙舍蛮的品飲習俗，与上述中原汉文化的大众习俗是一致的。为南诏诞生团饼茶打下了基礎。
雲南團餅茶的誕生
從曆史來看，有了盛唐之世，才有了絢麗多彩的南诏文化。南诏吸收盛唐文化，並使之地方化，民族化，推動了雲南餅茶的誕生。
大唐与南诏有和亲的历史，而蒙舍诏王族弟子经常到长安朝贡，不断频繁接触盛唐文化，甚至直接接受盛唐文化的教育，并将所学的东西不断转换为南诏的制度与文化。
結合茶文化的角度來看，從“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到陸羽認爲比較時尚的餅茶的品飲，因該說都是蒙舍蠻所爲。蒙舍蠻造通過學習大唐的團餅茶技術，追隨大唐時尚，開創了雲南的團餅茶的先河。
另外南诏國是地方政權，與大唐的關系，也是分分合合，頗爲曲折，曆史上就有南诏叛亂等諸多史實。兩次天寶年間洱海戰爭，就有十幾萬內地漢族士卒流落南诏。另外，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從成都擄掠而回的“子女百工數萬人”（女人與技工），也基本融入到了蒙舍蠻中。上述這些士卒與技工中，肯定不乏飲茶人與制茶人，他们也可谓是雲南團餅茶制造、品飲的先驅之一。
所以，蒙舍蛮活动的洱海中心地區、永昌节度（保山、临沧地區及德宏州）、以及银生节度（思茅、版纳），都是古普洱 茶的原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