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山小種400年发展全史（精华）|正山小種历史
年進口72l114磅(5409擔)。另一一茶葉運銷大國荷蘭在17世紀初期仍占據茶葉貿易優勢，每年應不少于此數，表明18世紀上半葉武夷紅茶平均每年銷量已愈萬擔。
18世紀的後50年，武夷紅茶的出口較上50年更是急劇增長，到1792年武夷紅茶出口約爲18．35萬擔，是上世紀末年平均出口量的815倍。
18世紀關于武夷紅茶外銷大盛的記載頗多，然而需要指出的是：18世紀中國茶葉外銷中，平均80％以上都是紅茶，其他爲綠茶，如熙春、松蘿等。紅茶中都是武夷紅茶，其時各種記載中，供外銷的“武夷茶”指的都是武夷紅茶。
18世紀是武夷紅茶最爲輝煌的世紀，是武夷紅茶獨步天下的時期，當時有諺雲：“藥不到樟樹不靈，茶不到星村不香”，反映當時各地所産的茶葉大都以星村爲集散地，輸出的武夷紅茶壟斷海外市場一個多世紀。
(二)武夷紅茶外銷擴大，促進茶葉生産迅速發展，給社會經濟帶來深刻影響
隨著茶葉出口不斷增加，種茶成了當地農民一一種有利可圖的生産事業。武夷山區“自各國通商之初，番舶雲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爭相幕效，漫山遍野，愈種愈多”。星村、下梅成爲崇安縣茶市中心，附近各地如浦城、江西玉山等地茶均以星村爲集散地“鬻茶者骈集，交易于此，多有販他處所産，學其焙法以膺充者，即武夷山人亦不能辨也”。整個武夷山區“商賈雲集，窮岸僻徑，人迹絡繹，哄然成市矣”。
紅茶外銷的擴大，給當地帶來豐厚的利益，成爲當時崇安的經濟源泉，“全盛時茶葉每年輸出值數百萬兩”。陶德臣先生的研究：武夷茶，1732年每擔價13至14兩，1738年是14至15兩，1751．年爲15兩5錢，1754年又增至19兩。照這樣的推算，每年輸出值以200萬兩計，當時從崇安輸出的茶葉量已達10萬擔以上。
商人因茶葉致富者不在少數，乾隆時崇安下梅著名茶商鄒茂章(1704—1778)便是代表。崇安縣下梅村鄒氏族譜載：“在康熙甲戊年後(1694)，由其父鄒元老率四子由南豐人閩定居崇安縣下梅裏始燒炭，墾荒種茶艱辛創業，後經營武夷茶獲資百萬”。
乾隆十九年(1754)“在梅購地建宅七十多棟，所居成市”。《崇安縣新志》載：“鄒氏經商得道，去粵東，通洋艘，不與市中較铢兩，與海外交易誠信爲本，洋人所至辄倍償其利，由是家家日饒裕，爲閩巨室。”縣志還記載當時茶市盛況：“其時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時日行300艘轉運不絕。”按竹筏每艘載300～350斤計，其日轉運量當在千擔，以當時下梅一市有如此規模，加上星村茶市，其時崇安茶葉年産量應在10萬擔以上。
紅茶外销的急剧扩大，使正山小種紅茶的生产也不断向外扩大，全省各地都出现仿制的武夷紅茶。1706年，釋超全在“安溪茶歌"中已表明安溪在仿制武夷茶口；道光時的《廈門志》載：“安溪、惠安出北嶺茶甚盛。”指當時有不少商人將安溪、惠安兩縣所産茶運至廣州，以武夷茶之名出售。1734年的崇安縣令劉靖在其《片刻余閑集》中寫道“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廣信等所産之茶，黑色紅汤，土名江西乌，皆私售于星村各行。”
崇安縣周邊各縣更是卷入武夷茶的生産中，如浦城：“浦茶之佳者转运至武夷加焙，味较胜，价亦顿增。”如政和县，乾隆年问，政和县令蒋周南的诗歌写道：“小市盈筐贩去多，列肆武夷山下卖，楚材晋用怅如何?"如连江县，乾隆时有人“以火焙膺为武夷者”。其时武夷紅茶之産已遍及建屬崇安、建陽、歐甯、建安、政和、松溪、浦城7縣。但在道光以前，産茶主力縣僅爲崇安、建陽、歐甯3縣，《東瀛志略》載：“茶圄閩産，然只建陽、崇安數邑。”崇安其時生産茶葉的繁榮自不必說，建陽茶葉之盛不亞于崇安：“茶山綿延百十裏，寮廠林立。”然而“凡建屬之産盡冒武夷。”
武夷紅茶外銷大盛給周邊地區，乃至給中國都帶來了極大的財富。江西河口鎮在明代中期前只有兩三戶人家，清代武夷山茶大量外銷，河口鎮地處信江邊，是茶葉入鄱陽湖，再南下廣州，北上恰克圖的必經之地。武夷山茶葉在崇安星村、下梅不但彙集了該地茶戶，而且吸引了附近各縣的茶葉人市，茶商在這裏精制，包裝後運至江西鉛山河口鎮，因此河口鎮又成爲一個大集散地，造就了河口鎮百年的繁榮。茶箱從這裏翻山越嶺到廣州達2800華裏，估計運輸費占成本的1／3，使成千累萬的船夫挑夫得以糊口。而陸運至恰克圖，常常是晉商“擁資二三十萬至百萬元，每春來武夷山，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車，恣所爲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武夷山至恰克圖5000多公裏，其運輸場面極爲壯觀，“駝隊駱駝常常成百上千，首尾難望，駝鈴之聲數裏可聞。”
(三)英國東印度公司用鴉片交易填補英中茶葉貿易逆差，給中國社會造成嚴重後果
18世紀茶葉貿易的發展使白銀源源流人中國，在早期的中英貿易中，英國需要越來越多的茶，卻無適合中國需要的産品來交換，只得把大量的白銀運來中國購買茶叶。早年来华的英国商船，运载的白银常常占90％以上，货物价值不到10％。如1730年东印度公司有5艘商船来华，共载白银582112两，货物只值13711两，白银占97.7％。据有关资料统计：1708——1760年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口白银占对华出口总值的87.5％。莊国土先生估算18世紀从欧美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亿两。白银大量流人中国，在中国还一度造成“钱贵银贱”。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扭转白银的流向，虽采取种种办法均无济于事。但最终“解决办法终于在印度找到了”。居然使用了毒品一一鸦片。
從1773年東印度公司對鴉片實行專賣到1785年的12年中，公司從鴉片貿易中共獲利534000英磅，從1804年以後，東印度公司“必須從歐洲運往中國的現銀數量就很少，甚至全不需要。相反，印度向廣州的輸入的迅速增加，很快就使金銀倒流。”1806—1809年，約有700萬元的銀塊和銀元從中國運往印度，以彌補貿易的差額，這是英國對華出超的開始。鴉片貿易的發展，不但使金銀倒流，而且這種毒品在中國的傳播，對中國社會産牛非同尋常的影響，帶給中國人民無窮的災難。
三、19世纪以后武夷紅茶的生産和對社會的影響
(一)武夷紅茶的生産在19世紀中葉達到鼎盛
19世纪是紅茶迅猛发展的时期，武夷紅茶在這時期達到頂峰。1838年自廣州I出口的武夷茶达1．5万吨(30万担)，以当时紅茶平均出口比例8o％记，紅茶占24萬擔。《武夷山市志》載：清成豐四年(1854)，建茶出口量650万公斤(13万担)，次年即增至1350万公斤(26万担)。这大约是武夷山对武夷紅茶有记录的最高出口量。虽然顶峰的1880年从福州出口紅茶635072担，然而此时工夫紅茶已占有相當部分。
武夷紅茶的生産地區從上世紀的十余個縣，擴大至廿余縣，遍及建甯府、邵武府、延平府、泉州府、福甯府、永春州等6府州。
五口通商後在武夷茶區茶樹擴植如火如荼：“崇安星村武夷山俱由建陽至府，近來茶山愈開愈廣，深山幽谷，伐木種茶”，森林變成茶地。桐木村境內的挂墩、麻粟、雙溪口、黃泥坪、古黃坑、皮坑、半山、龍渡、先峰嶺、大竹岚、茶東坑、活龍坑、皂栗山，桐木關外的大坑煙埠、旁皮坑、豬魔坑、余家源、蓮花燕、老廠、廟基、西坑源等，原來都是山高嶺峻無人居住的地方，處處都有人在此安家立業以開山種茶爲生，久而久之，這些山高水冷之處都發展成爲人煙聚集的村莊或茶廠了。現在桐木村海拔2000米的茂密森林中還能找到當時茶園的遺迹和廢棄的老茶樹，而現今茶园已退至海拔1200米以下地區，可见当年桐木茶園擴展的規模之大。當時的記載說：“自開海禁以來，閩茶之利，較從前不啻倍蓰”，農民在“茶與稻相較是茶利厚于稻多矣”的情況下，把稻田“皆改種茶”。當時的茶業生産規模很驚人，每年的茶季從江西到武夷山的采茶、制茶工往往都有萬余人。
正山範圍內以茶爲生的廠戶(茶农)约有六七百户，每年生产正山小種紅茶的産量約有30多萬斤。制茶的茶莊茶行大小约有二三十家。正山小種中心产區的桐木村，在咸丰同治年问也出了一个颇俱规模的“梁品记”茶莊。“品记”茶莊老板梁炳基为当时桐木最大的茶老板，在正山範圍計有99個茶厂，估计其产量在一二千担，由于生产的正山小種紅茶是完全的正山貨，品質優異，每年新茶上市在福州竞价拍卖时，洋买办均以“品记”紅茶为标准，其卖价最高，其家族经营紅茶获利巨万，但后代花天酒地，至民国时隨著紅茶地位一落千丈，梁家也沒落了，在廟灣現僅留一廢墟。
鹹豐年間，排崇安朱、潘、萬、丘四大家族之首的朱家，也以茶葉起家。《崇安縣新志》載：“清順治初，朱雲龍由安徽歙縣遷崇安。鹹豐中，裔孫芷江以茶葉起家，號百萬。”
(二)19世纪末武夷紅茶盛極而衰
19世纪对武夷紅茶生产影响最大的三大事件，使武夷紅茶在國際、國內、省內的影響逐漸下降。
一是19世纪初的道光年间，由于紅茶的需求急劇擴大，一
些綠茶产區也开始改制紅茶，先后出现了江西、湖南、湖北紅茶产區，接着19世纪70年代安徽祁紅产區出现，各地都创出自己的品牌。武夷紅茶从上世纪为中国紅茶总称的地位跌落，在中国外销紅茶中的比例不斷下滑，影響逐漸降低。
二是在本世纪中后期的60年代，由于小种紅茶制法繁复，费时费工，各产區逐渐改进，简化加工步骤，创造了工夫紅茶，随后闽东紅茶區崛起，不仅产量超过闽北，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创新。工夫紅茶的出现标志着武夷紅茶在省內的影響也在逐漸降低。
三是印度、锡兰紅茶的崛起。对武夷紅茶，对中国紅茶影响最大的还是印锡紅茶的崛起。印錫茶出産的初期成本高昂，茶質不佳，很難打開局面，但印錫茶業幾乎爲英人資本經營，實爲英國茶業。而英商掌握著市場，控制著外銷大權，由于華茶對外銷的依賴，英商一方面肆意壓低茶價，另一方面在英國對華茶實行歧視性關稅，打擊華茶。在國內清政府腐敗無能，苛捐雜稅，加重茶業負擔，各國列強紛紛入侵，奪取各種特權，進一步摧殘茶業。內憂外患的國內茶業以小農經濟的落後生産方式與大規模
的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競爭，華茶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仅60年的时间，印度紅茶輸出便在1900年首次超過華茶，結束了5000多年來華茶的壟斷地位。此後錫蘭急起直追，1917年錫蘭茶壓倒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茶業輸出國。最多的一年1920年竟是華茶輸出量的4.5倍。1918年爪哇位列中國之上，成爲世界茶葉輸出國三大巨頭之一。1918年，印茶是華茶輸出的6倍，占世界茶葉總輸出的45.89％，而華茶僅占7.57％，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
19世纪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带来的影响便是武夷紅茶生产在本世纪后半期快速跌落。虽然19世纪80年代中国紅茶外銷達到鼎盛，但茶價從70年代起便日益跌落。80年代後半期茶價跌幅更大。福建茶外銷度大，因此跌價造成的影響也更大，衰落的更早些。光緒中期“福州茶商多至虧本”，1887年福州附近100斤袋茶只售價7～8元，尚不夠工錢。1889年最爲虧本，有300刀元之譜，許多人完全破産。光緒末年，閩北茶區“多有枯枝，蔓草荒芜，人懈芟除，隙地之处，兼栽蕃薯”，“茶園十荒其八”。
清光绪后，关于正山小種紅茶的産量在《武夷山市志》中有若幹年份的記載，茲錄于下：
清光绪六年(1880)：桐木紅茶(包括正山小種15万公斤，价值15万元)
民國3年(1914)：數萬公斤
民國5年(1916)：2.5萬公斤
民國28年(1989)：4萬公斤
民國30年(1941)：0.05萬公斤。
民國36年(1947)：-1.25萬公斤
民國37年(1948)：0.15萬公斤
可见由光绪人民国，武夷紅茶産量大幅跌落，其在茶业市场的影响日渐式微。但福建紅茶“久为环球各国所同嗜”，即使是在英国竞销失败后，高档紅茶如正山小種、祁紅仍有市场，《崇安县新志》载：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紅如玛脑，质之佳过印度、锡兰远甚，凡以武夷山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近世以來，雖因制法不良，不無受印度、錫蘭、爪哇、台灣各茶之影響，然因土壤之宜，品質之美，終未能攘而奪之。”
解放以后，正山小種紅茶的生産逐漸得到恢複，爲了保護這一特殊的茶産，茶界泰鬥張天福先生曾在省政協大聲疾呼，采取有力措施扶持這一曆史名茶的生产。到20世纪90年代的1992年桐木村紅茶厂的正山小種紅茶全年已生産20.5萬公斤(4100擔)，且全部出口。
進入21世紀，改革開放春風勁吹，武夷山的知名度越來越大，和世界各國的交往愈來愈頻繁，曆史名茶武夷正山小種紅茶名聲逐漸又鵲起。現在桐木村的茶園已經漸漸恢複到曆史最好水平，擁有大約5000畝茶园，正山小種产量已逾4000担。區内元勋茶廠廠長江元勳承繼祖上500多年來的茶叶事业，目前已集中桐木村70％的紅茶生産。産品獲多國有機茶认证，出口美、日、英、德等国；另一家为桐木紅茶厂也占据了全村另外30％的紅茶生産份額。
正山小種紅茶正在努力地恢複她本來的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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